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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题看起来就很刺激，也注定会很伤众。但笔者认定：至少元朝景德镇比较精细的器物中不会出现汉族人物故事图案。
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大罐”拍了约合两亿六千人民币的天价，遂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有本刊物约毛晓沪先生谈看法，毛先生找我探讨相关问题时，我谈到这个观点，并指出：元朝时蒙古人的统治是非常严酷的，众所周知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以，至少官府督造的瓷器、上流社会使用的高档瓷器上不会出现歌颂汉民族英雄人物的故事。类似图案的器物当出现在明洪武到永乐年间比较合理，因为那是个大力褒奖军功贵族的年代。毛晓沪先生称，其撰文时用了这个观点，但这篇文章我一直没有见到。
张浦生先生在2008年景德镇国际陶瓷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认为，早期青花人物器中有八件典型器可以认定是元朝时景德镇的产品，其它的不能定论。故宫叶佩兰研究员则在《元代瓷器·青花》一节中明确指出：……50年代以来，在江苏南京、安徽蚌埠地区还发现一些明代墓葬，其墓中随葬品都有元代青花瓷器(略)。
笔者一向敬重张浦生先生和叶佩兰先生，尤其与叶佩兰先生时有接触，更是视同大姐，自然也非常的尊重。但讨论这个问题只是学术探讨，或能引起学界重视，彻底搞清关于元青花的一些基本问题才是根本，并非在下不敬。笔者认为：
首先，《马可·波罗游记》、《元朝名臣事略·杨忠肃公》等史料记载，元朝贵族不太习惯使用瓷器。因为元朝统治者是“马上民族”，蒙古贵族习惯使用金银制品，下层民众多用铜锡制品，而瓷器易碎，不适合游牧迁徙，所以直到清代蒙古人都没有大量使用瓷器的习惯。同时，宫廷酒宴用具多为金器即使到明朝也非常流行，明定陵地宫出土大量金质宴饮用具且不论，就是明宪宗万贵妃之父万贵、兄万通墓中所出执壶、料壶、盘碗等精美的金质器皿也可支持这个观点。
其次，从目前发现的出土记录和传世品中有明确纪年的元青花瓷器来看，无论规整度、造型与绘画的精致程度上都不具有官器的特征。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磁州窑“内府”款梅瓶做工之粗劣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元代朝廷似乎更重视酒的品质，而非包装。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明朝贵族墓葬出土之青花瓷器均无款，恰与明洪武至永乐朝官器亦无款相同，因此，类似青花瓷器的下限应该在终宣德时官窑加款止，往前提至元朝，则证据明显不足。洪武二年朱元璋颁旨：“祭器皆用瓷。”故见诸报道的明初诸王、贵戚墓葬中多有经瓶、大罐等精美的青花容器显然系当年盛着御酒一同下葬的。。
再者，元朝时汉人是第三等人，元朝统治者如果需要人物题材纹样的瓷器供御用，尽可以下令工匠绘制诸如成吉思汗统一大漠等题材的故事，没有必要借用汉民族的传统故事。而明朝洪武到永乐，两代皇帝都是靠军事斗争取得的政权，因此，借助这些汉民族历史掌故题材来褒奖军功贵族则非常顺理成章。
为了进一步展开观点，我们不妨来具体分析：
1、沐英与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瓷梅瓶及其他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瓷梅瓶1959年出土于南京江宁沐英墓中。沐英《明史》有传（略），在元末战乱中其身世很惨。这种仇恨是骨子里的，所以，他不可能珍爱元朝的瓷器致被后人随葬墓中。后来沐英忠勇善战，尤其镇守西南时，屡立战功，深得太祖赏识（略）。
萧何事迹始见于《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追韩信”则见于《史记·淮阴侯世家》（略）。在汉朝开国元勋中，刘邦以为萧何功居第一，大致理由为三：保护秦朝档案以知天下大势；力荐韩信统兵终于全歼项羽大军；善御人之道。我想，朱元璋特意选用这样一个故事题材的经瓶赏给沐英，正是将其比作韩信，“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故死后追封黔宁王。如果是沐英偶得元代御酒，在那样一个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的时期，喝了也就是了，不会将其长久保留以招猜忌。如史载（略），所以像沐英这样的性格，既得明皇室恩宠，又非玩物之人，毕其一生却保存个元青花的酒瓶子随同自己南征北战，可信度委实不高。从出土的梅瓶看，元朝到明初内府经瓶多素器，应该与景德镇御窑青花大型器的产量有关。像“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这样的大型器，非熟练画工无法经营，即便熟练画工亦非朝夕之功可以成就，所以，贡入大内后再加装上品御酒，应该是非常隆重的御赏之物。沐英洪武二十五年六月病逝归葬南京，其死后朱元璋特意赐酒祭奠这个忠勇善战的养子并随同下葬乃情理中。
2、青花人物故事的类型分析 诸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戏出故事多见于后世，民窑瓷器中并不奇怪，但官窑器中所不见，因其不大符合南宋以来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上流社会思潮，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谓“西厢记考红一折人物图元青花”，单纯从图案角度看，应为白居易的故事“江州司马青衫泪”。而“四爱图”之类汉族的文人故事应不应该出现在元青花上，容后讨论。
我们先来看“三顾茅庐图”。其典故出自诸葛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到了宋元时期，关于汉朝末年三国历史故事的剧目已经有了几十出，而自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后更加广为流传。在《三国志》等历史文献中的正统观念和情感色彩并不浓厚，到了《三国演义》中才变得鲜明起来，而“三顾茅庐”等故事随之变得生动起来，也迅速成为绘画题材。但这肯定是明朝初年以后的事情了，也是汉民族掌故中君主不惜屈尊以任贤能的经典之一，所以，用在洪武、永乐间以赏赐重要的谋士自然非常得体。而鬼谷子下山图则更甚。
鬼谷子事迹初见于《史记》，在《苏秦列传》中有：“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子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鬼谷子被后世尊为纵横家之祖，也是道家的一代宗师，事迹见于《战国策》、《道藏》以及《孙庞演义》等。称其曾任楚国相，后归隐于卫国淇谷云梦山中授徒，门下著名弟子有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毛遂、乐毅、李斯等数百人，多为旷世之才。像这样一个汉族的人物故事，元朝统治者理应忌惮，没有道理去宣传。而明初乃百废待兴之际，蒙古人的势力未尽，依然是明王朝北部边疆的最大隐患，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也亟待恢复，因此，借此题材表明朝廷广罗人才的态度则是非常符合时政需要的。同时，朱元璋极其热衷当时流行于南省的道家宗派正一道，认为其益人伦，厚风俗，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其功大矣”，并于洪武元年建造玄教院，还曾亲赴武当。这样在洪武朝青花祭器中出现鬼谷子下山的图案就再正常不过了。
“尉迟恭救主图”和“昭君出塞图”青花瓷罐表现得都是忠君爱国的传统故事。这些故事不难看出明显的民族感情色彩，应该说均不适用于元。而蒙恬图玉壶春瓷瓶与周亚夫细柳营瓷罐更为典型。
蒙恬(?—前210年)，《史记·蒙恬列传》载（略），这段历史最主要的意义说，蒙恬是秦罕将。秦开国初命其率领30万大军北击匈奴，他不辱王命，先是收复了从今天内蒙古河套以南到伊克昭盟地区的广大土地，接着又占领阳山地区，迁徙民众修筑长城，自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贾谊语）。
再看周亚夫，同样是个汉民族的大英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了这样一段著名的事例（略），从此，“细柳”成了后人形容军队常备不懈、军纪森严以抗外敌的典故。其整军备战的事迹还是与抵抗匈奴入侵紧密相关。
蒙恬与周亚夫都是抗击匈奴、镇守北部边疆的民族英雄，元朝的蒙古上层统治者不可能不了解，因此，不但不会把这样的人物故事用在官窑瓷器上，就连民窑之器上出现这样的人物故事都可能会引发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反之，明初就需要这样的英雄的人物故事来鼓舞镇守北部边疆的将领。而明朝再度大规模修筑长城，同时大力弘扬蒙恬、周亚夫的精神正是情势所需。
当然，如上的这些青花瓷器并未注明是官窑器，但做工如此精致却绝不是普通的日用瓷，因此，即便用于社会上层，也必须符合特定时期的政治环境、民族关系与流行风尚却是常理。
结论：
明初墓葬出土之青花瓷器是“祭品皆用瓷”造就的官窑定烧器，多为洪武到永乐朝赏赐已故重臣的特制祭器。
“大明宣德年制”款识见诸于景德镇官窑瓷器之后，遂使得官窑瓷具有了明确的附加意义，也最终使得皇家用品标明款识至与其他人等的用品彻底区分开来。但类似御赏的案例却一直沿袭到清代，也是官窑器多见于贵族墓葬中的道理所在。而景德镇早期青花瓷（至正型）中部分器物类似官器的问题，则不妨另换题目来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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