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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手丹心绘人生――访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先生

            访谈人物:杨力舟
          在北京市内,有一座仿敦煌莫高窟的建筑,它就是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完整地记录了中国近百年来的美术发展历程,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美术家们的精品。本期“文化名人”的主角,就是这座艺术殿堂的掌门人――杨力舟先生。 
              杨力舟先生是当代著名画家,他和王迎春创作的《黄河在咆哮》等作品曾经在一个时期很大程度上对社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作为一个时期的代表画家,他们是怎样追求艺术的?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采访了杨力舟先生。在谈话中,我们不仅钦佩他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而且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
           (以下,杨力舟先生简称“杨”,记者简称“记”)
           
              记:您与王迎春在一个时期里共同创作出像《黄河在咆哮》这样的典范作品,能不能谈一谈您们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创作出这样的力作?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您有怎样的体会和认识?  
           
              杨:关于主题性创作的问题,与我们青年时代学艺术的目的是一致的。在西安美院上学的时候,受到19世纪俄罗斯巡回画派的影响。俄罗斯艺术遵循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苏联的艺术是以社会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艺术关注社会”。当然,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因此要画大画、画反映时代的画、反映生活的画,更多的是反映北方农民生活的画,更想画革命历史题材画。在西安的时候,受到王式廓、董希文、刘文西等人作品的影响,刘文西的画在西安震动很大,他画《刘志丹在陕北》和一系列歌颂毛泽东的国画明显受到俄罗斯和苏联绘画的影响。 
           
              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俄国契斯恰可夫教学体系占主导地位。当时西安美院国画系搞结构素描,采用传统的勾线方式画素描,只是探索而已,不够成熟。契斯恰可夫之所以成为体系,就因为有教学、有思想、有实践,并且出现过几位大师,如克拉姆斯科依、列宾、苏里科夫等,对人体造型的描写达到尽精刻微的地步。但这个体系在中国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因为我们没有传统,底子薄楷模少,教材主要靠俄国艺术家的素描照片印刷品。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来中国教学贡献很大,但是仍显肤浅,当然这两年的教学实践对中国来讲已经不简单,培养了如靳尚谊、詹建俊、何孔德等一批有作为的油画家。中国原有的留法、留日、加上留苏的油画家都强调写实,那是因为时代的需要。这是写实主义油画在中国扎根的现实因素。况且,从艺术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都给写实绘画提供了滋长的土壤。  
           
              看着杨力舟有些花白的头发以及他沉浸在回忆中的目光,令人感受到时间真是催人老。对于时代、历史,我们固然不能多说些什麽,他身处的那个时代已经离今天很远了,但他身上仍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火热生命,以及对人生、社会深入思考的气质!  
           
              记:您能回忆一下当时学画时的情景吗?现在许多年轻人太浮躁,做什么事都想速成,比如学画,恨不得马上就成为画家,您是怎样看的?
           
              杨:我在学画画时,是一面画素描,一面学雕塑,对基本功训练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和王迎春在年轻的时候油画、国画全都练习过,木刻、雕塑都做过。画大画需要大本事,画小画需要小本事。黄胄老师就有过这样的话,“无论拿出什么纸和笔,都能够作画,这才是本事”。因此,画画的基本功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当时在西安由于条件限制,看不到大师原作,像徐悲鸿、董希文、王式廓等人的大作我们都没有见过真迹。
           
              记:听了您的回忆,我认为您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您是怎样克服它,并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的?
           
              杨:我在面临毕业创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只好中断。等到参加工作后,我们经常临摹毛主席像,在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又画毛主席像,绘制各种宣传画、科普挂图等等,想办法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巩固并且运用。当时画民兵练武的挂图、节约用水的挂图、练武的挂图、备战备荒的挂图。通过搞普及工作,例如绘制大宣传画,学大寨、学大庆,支援刚果等等,一画就是四块6米乘2米的大板子,也得到了锻炼。
           
              一九六九年,山西在建平型关大战纪念馆时,把中央美院几位“可以使用”的教授召集来到山西太原。我们属于山西“可以使用”的人也参与创作。大幅油画《平型关大战》首次发挥我们在学校时掌握的基本功,也是第一张按我们自己愿望创作的画。紧接着又画《毛主席在晋绥日报编辑部的谈话》,有2米2宽,1米8高。 后来画《陈永贵挖山不止》,尺幅也很大。在文革中的作品虽然也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更多的还是追寻现实主义的道路,坚持从生活中来,根据生活刻画人物典型,没有过于去造神或者过深陷入红、光、亮的“极左”套路,后来的潮流画领袖像都用朱红、大红,我们还是根据生活中的感受去刻画人物,还比较注意油画的语汇、讲究色调和条件色。画国画也讲究笔墨。
           
              记:您认为,近年来我国的绘画界都存在着哪些问题?  
           
              杨:现在绘画界受到市场左右,受到金钱的诱惑。搞一张好的真正的创作,也许还没有出路呢!过去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巡回画派,有收藏家特列契亚可夫出资,理论家斯塔索夫推介宣传,一批才华出众的艺术家来搞创作,完成后又归特列契亚可夫画廊收藏。当然这是那个时代的潮流使然。现今我国现也大有严肃的理论家存在,不过难免个别有人搞点有偿服务 。  
           
              回过头来看,六十年代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历史画已成为当代以来最有特色的好画,像《血衣》、《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转战陕北》等。中国美术馆也想有计划地向社会征集或组织一批好作品,但是苦于没有经费。
           
              苏里科夫画《近卫兵临刑的早晨》、《缅希科夫在贝列佐夫镇》这些画都是为了俄罗斯历史哲学而创作的。我们也是为了一个理想而画。而现在的画家追求信仰者很少,忙于商品画的人居多。毕加索在当年,为了反战而画了许多作品,晚年还画了变形的士兵手上拿了一根宝剑,宝剑上 一个和平鸽,还是有他一贯的主题和思想,但现在对这样的主题淡漠了。当代要出现有深度和有份量的历史画、主题画就有难度。   
           
             谈到艺术创作,杨力舟馆长似乎有不尽的话语,有奔涌的激情和壮志未酬的雄心。面对历史和曾经辉煌的成就,他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向世人倾诉。他认为对美术史上的各种创作方法都应该作唯物的辩证的分析研究,取其所长,它们各自的辉煌不会过时,这是一个创作家必须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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