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博物馆藏一枚金环，尺寸不大，但制作很精（图1：1）。金片围成一个直径2.6厘米的环形框，框里安排五组缠枝荔枝，——薄金片为叶，细金条为枝，穿起五颗锤成形的荔枝果，拢起的叶边和荔枝的表面均装饰细密的金粟粒。环之背光素无纹，惟于扁平的表面焊接一对如意式小系。金环出安义县石鼻山南宋李硕人墓，李系兵部郎中杨恢之妻①，墓葬年代为宋理宗淳?九年。
类似的银环、玉环，南北各地所出尚不止一例。如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的一枚龟纹银鎏金环，直径2.5厘米，环表锤六只环游的小龟，墓葬时代为辽中期偏早（图1：2）②。又湖南省博物馆藏一对银环，出临澧县柏枝乡，直径3.4厘米，九个大连珠和每个大珠周边的小连珠均系锤而成，形制简质，并且格外轻薄，时代约当宋末元初（图1：3）③。玉制品则有杭州老东岳元鲜于枢墓出土的一对连珠白玉环，式与澧县银环相同，环表碾作十个连珠，其背扁平，直径3.9厘米（图1：4）④。
这一类式样大体相同的金环、银环、玉环，应该都是巾环，亦即头巾环子，宋代多为武人所用。它的流行大约是由北及南，由辽金而至宋元明。
苏轼《谢陈季常惠一揞巾》：“夫子胸中万斛宽，此巾何事小团团。半升仅漉渊明酒，二寸才容子夏冠。好戴黄金双得胜，休教白苎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诗作于元丰年间黄州团练使任上。“揞巾”之揞，在这里为覆意。“半升仅漉渊明酒”，用陶渊明葛巾漉酒事；“二寸才容子夏冠”，用西汉杜钦二寸小冠之典。“好戴黄金双得胜”，宋施元之注：“按世人巾裹，以黄金为大环，双系其带，谓之得胜环，疑用此事。”⑤关于得胜环故事，岳珂《展史》卷七有一则纪事，曰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得赐宅第及银绢千万，“有诏就第赐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倚从之，诙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倚，忽堕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鯼，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鯼？’曰：‘二胜环。’遽以朴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倚，请取银绢例物，此鯼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情节相似的记述又见南宋赵《养疴漫笔》，却是绍兴初杨存中制二胜玉帽环献高宗，旁有伶人云云。《展史》系之于秦桧，而于环的用法叙述详细。所谓“叠胜”，即两个菱形环相套叠。总发为髻，覆巾如行伍巾之式，然后把巾之两端分别穿入叠胜环的两边，环于是可以用作固定，一面又可以调节松紧。“好戴黄金双得胜，休教白苎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是为武人妆束也。宋元小说对此更有传神的形容，如宋话本《红白蜘蛛》描写在东京开着金银铺和一所赁库的张员外出行时节“打扮得一似军官”，——“裹四方大万字头巾，带一双扑兽匾金环，着西川锦苎丝袍，系一条干红大匾绦，挥一把玉靶压衣刀，穿一双 靴”。同篇又有东京破落户的一番妆束，道是“裹一顶蓝青头巾，带一对扑匾金环，两上领白绫子衫，腰系干红绒线绦，下着多耳麻鞋”。可知“军官”式的结束也为商贾富户乃至一班市井浮浪子弟所喜。山西平阳金墓砖雕多有裹巾束环的形象，如侯马董海墓前室西壁的打马球图，又后室西壁的骑马出行图，墓葬时代为金章宗明昌七年（图2）⑥。
金银及玉做的巾环之外，又有减铁一类的巾环，如元高文秀《黑旋风》杂剧状写白衙内的装扮，——“那厮绿罗衫，绦是玉结；皂头巾，环是减铁”；又孙仲章《勘头巾》杂剧中提到“芝麻罗头巾，减银环子”。所谓“减铁”，“减银”，原是金银器加工方法的一种称谓，前者是在铁物上嵌银丝，后者是在银器上嵌金丝。此项工艺似起源于北方，宋佚名《百宝总珍集》卷六“减铁”条前所冠口诀云：“减铁元本北地有，头巾环子与腰条。马鞍作子并刀靶，如今不作半分毫。”⑦敖汉旗四道湾子镇太平营子墓葬出土一件嵌银铁马镫，便是“减铁”工艺之例，墓葬时代约当唐中期（图3）⑧。而减铁巾环似乎两宋时代也还是北地产品。
关于巾环的流行由北及南，前举辽墓出土的龟纹银鎏金巾环可以算作一证。目前所知，早期实物的出土多见于金代墓葬。北京丰台区金乌古伦窝伦墓出土一枚竹节式玉巾环，直径4.9厘米⑨（图4：1）。北京房山县金太祖陵出土一对竹节式金巾环，直径4厘米（图4：2）⑩。巾环的使用则见于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墓，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头巾，其中之一为齐王妃物，内有铁丝编就的胎网，即《金史·舆服志》所谓“盛子”，盛子之外覆皂罗，它是用头巾稍后两侧的带子穿过一对竹节式金巾环而系结（图4：3、4）。一个很好的对照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图5），图中蔡文姬的妆束原是以金人为蓝本：花珠冠，冠侧的玉饰，系结花珠冠的巾环，乃至衣裙的纹样，相似几如齐王妃的一幅写真，虽然在多次翻制的印刷品中巾环已不大容易看清。《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六》说到宋人联合元兵夹攻金人于蔡州，所获“亡金宝物”若干，其一为“碾玉巾环”；叶子奇《草木子》卷下·杂制篇云“巾环”，“金服也”。又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一云，宣和方士烧水银为黄金，铸为钱，“汴梁下，钱归内府，海陵以赐幸臣，得者以为帽环”。海陵，即金海陵王完颜亮。此所谓“帽环”，便是巾环。方士烧水银为黄金固不可信，但金人得金钱而把它熔铸后制为巾环，应非虚构。
中原男子久有发髻裹巾的传统，虽然不同阶层的人头巾式样各有不同，然而宋代以前均不施巾环，或者因为庶民之巾本来是简朴的妆束，士人之巾则是闲居之服，因此皆不必求奢华之饰。而辽、金的“头裹皂头巾”却是可以用于正式场合的服饰，其上用玉、用金加意妆点自在情理之中。
头巾环子为宋人习用之后，其实颇有所取舍，——第一，未如金人那样施于女子，这当然是宋、金女子服饰不同的缘故。第二，它在士人当中始终不很流行，或者也可以说，是很少使用的。此外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变化，即巾环渐由实用兼装饰而变为纯粹的装饰，因此它多是用另外两根极细的带子穿在两边而系缀于巾的两侧约当耳轮之上的位置，此由绘画中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故宫藏南宋《大傩图》（图6：1），波士顿美术馆藏元《货郎图》（图6：2），东京艺术大学资料馆藏明吕文英《货郎图》的《春景》之幅（图6：3），又故宫藏明商喜《关羽擒将图》（图6：4）。虽然末一例的巾环已经不是早期“环”的样式，但它与环的演变关系却是明显的。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墓出土一对“镂空人物金帽花”，似可作为图中巾环的实物之证（图7）。
开篇所举南宋李硕人墓出土的荔枝纹金巾环，正面的纹饰制作精致而纤细，自然不便像金人那样用作穿巾带以调节巾之缓急，则它应如《大傩图》所绘，即只是用作装饰。背面的一对如意式小系便是用来固定。荔枝作为装饰纹样宋代最先大约是用于金带涑，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所云，是始于宋太宗，时称御仙花，而用赐高级官员。江西省博物馆即藏有遂江县北宋政和四年郭知章墓出土的一组十三枚荔枝纹银鎏金带涑。荔枝纹用于巾环，或者也是有意的选择。李硕人墓中随葬的装饰品，除此之外均为女子所用，如并头花筒金钗，金缠臂，满池娇金霞帔坠子，金梳背等，这一枚巾环则应是其夫亦即兵部郎中杨恢之物。而巾环完整的组合本来都是成对，如果依情理作一大胆的推测，那么原本一对的巾环在这里或是用了夫妻各持其一的办法以寄深情。
关于茶匙
江西省博物馆藏有几件形制特殊的银匙，殊异之一是匙叶极轻薄，殊异之二是轻薄的匙叶中心复镂空做花。
出自德安的一组四柄，匙叶前窄后宽，长3.2厘米，中心镂空做出一朵荷花；匙柄长12厘米，柄中腰偏后亦即约当于手持的部位做出一段规整的竹节纹，每柄重4.3克（图８：1）。又一柄出新余市罗坊乡，轻薄尤愈，——匙叶做成一枚錾刻出纤细脉理的荷叶，叶心一朵镂空的荷花；匙柄之端稍残，通长13.3厘米，重3.3克（图８：2）。与德安所出相似的银匙也见于湖南，如出自攸县凉江乡凉江村的一组，今藏株洲市博物馆。
更晚的例子，有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的一件“金漏勺”，细长的匙柄做出一段竹节纹，匙叶轻薄形若一枚杏叶，叶心图案为团花，花心一朵小簇花镂空做，通长15.5厘米，重11.8克（图９：1）。时代为明前期。
明晚期则有北京定陵出土的一件“鎏金银勺”。匙叶的图案造型为当时流行的工艺品纹样蝶赶菊，菊花的特征用花蕊来表现，而在花瓣之间镂出规整的五个细孔；匙柄依然是传统做法，即中腰偏上的位置装饰一段竹节纹，而柄端又做出一朵如意云头，长17.7厘米，重12克（图10）。
如此轻巧秀逸且流行时间很长久的银匙、金匙，该是派作何用呢？——原来它是茶具之一，名曰茶匙或茶汤匕。
说到饮茶，可以说自从有了陆羽和陆羽的《茶经》，便有了清雅的一派，而为士人传承下来。清雅派的饮茶讲究“品”，即要努力保持茶的清之本色，虽然加工为茶饼，茶的本色差不多已经失了一半,其实这一种饮茶更多看重的是意境。相对于新起的清雅一派，茶中加料的饮茶习俗便是传统了，而传统的一派势力始终很强，诚如研究者所言，“由宋代至明代，一般人的俚俗喝茶方式自有传承，不受贵族雅士品茶风尚的变化而讲求‘本色真香’，反而是加香加料，保存了连吃带喝的饮茶古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虽有这么多文人雅士标榜纯雅的叶茶冲泡为高尚、为主流，在民间流传的加香置果饮茶方式，仍然历久不衰，拥有大量的群众，而这些群众并不止限于下层社会，也包括了不少富贵豪侈之家”。王桢《农书·百谷谱集十》举出饮茶方式之三种，即茗茶，末茶，蜡茶，分述其详之后，又说到：“茶之用突,核桃、松实、脂麻、杏仁、栗任用，虽失正味，亦供咀嚼。”突在先秦时代原指杂入羹中的各种野蔬，这里是借用。元代甚至还有“捣蒜烹茶”的做法，见关汉卿《裴度还带》杂剧。话本小说《快嘴李翠莲记》中关于茶事的细节描写也很有趣，道翠莲“走到厨下，刷洗锅儿，煎滚了茶，复到房中，打点各样果子，泡了一盘茶，托至堂前”，一面口中说着，“此茶唤作阿婆茶，名实虽村趣味佳。两个初煨黄栗子，半抄新炒白芝麻，江南橄榄连皮核，塞北胡桃去壳螲”。《快嘴李翠莲记》大约是元代作品而又经明人增益，这里反映的也正是元明习俗。
加添各种果料的茶，自有它的饮用方式与器具，此在《金瓶梅词话》中有不少描写。如第七回，西门庆与孟玉楼正说着话，“只见小丫鬟拿了三盏蜜饯金橙子泡茶，银镶雕漆茶灵，银杏叶茶匙。妇人起身，先取头一盏，用纤手抹去盏边水渍，递与西门庆”。又第十二回写西门庆在烟花院中，“少顷，鲜红漆丹盘拿了七灵茶来。雪绽般茶盏，杏叶茶匙儿，盐笋芝麻木樨泡茶，馨香可掬”。第十五回则是同样的场地，不过把茶换了样，却也是“彩漆方盘拿七盏来雪绽盘盏儿，银杏叶茶匙，梅桂泼卤瓜仁泡茶”。而第三十五回夏提刑的来访，一番光景又有不同，——“棋童儿云南玛瑙雕漆方盘拿了两盏茶来，银镶竹丝茶灵，金杏叶茶匙，木樨青譤泡茶吃了”。在成书稍晚的《醒世姻缘传》中也有大致相同的情节，如第五十四回曰“童奶奶使玉儿送过两杯茶来，朱红小盘，细磁茶灵，乌银茶匙，羊尾笋夹核桃仁茶果”。可知红漆盘，白瓷盏，银茶匙，是很精致的一套奉茶待客之具，而小小一柄茶匙在小说中不仅不被忽略，且特别借了金、银质地的不同见出来客的身分不同。至于屡屡出现的“杏叶茶匙”，前举梁庄王墓所出者即是。定陵出土的明器中有一件锡壶，壶腹贴饰一枚与茶匙造型相若的锡片，上书“锡杏叶茶壶”，便是与此相切的一个旁证（图9：2）。
茶匙的式样本不止一种，点茶时用作击拂的茶匙是其一，蔡襄《茶录》“茶匙”条：“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即此。而饮加料茶的时候便又有用作取果的茶匙。高濂《遵生八笺》卷十一《饮馔服食笺·上》“茶具十六器”一项列有“撩云”，注曰：“竹茶匙也，用以取果。”所谓“取果”，这里可以理解为两用，即点茶时的取果和饮茶时的取果。前引小说中的红漆盘，白瓷盏，银茶匙，是此茶匙之用也。清陆廷灿《续茶经》卷中：“鱁仙云：茶瓯者，予尝以瓦为之，不用磁，以笋壳为盖，以禧叶攒覆于上如縳笠状，以蔽其尘，用竹架盛之，极清无比。茶匙以竹编成，细如笊篱样，与尘世所用者大不凡矣。”鱁仙即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所谓“细如笊篱样”，自是茶匙的匙叶镂空做，那么这里也是饮用加料茶的器具。茶盏用陶，盖用笋壳禧叶，茶匙用竹，原是为着以古朴求清雅，惟匙叶镂空做花细如笊篱样却并非鱁仙的发明，前举新余市罗坊乡的银荷叶茶匙便可以说是它的早期样式，而这一种样式本来是由功用发展出来的装饰用心。荷叶茶匙虽银制，造型设计和制作的谐美却使得它精细秀巧而又有出尘之清。其实饮茶法的雅和俗始终是并行的，并且各有发展，也各有自己的精致，茶匙之细事，即可为一证。
附带再举一组馆藏银汤勺的例子，系出乐安县介溪镇宋代窖藏，凡十六柄，勺柄均残，勺叶内心分别錾刻花卉以及祥禽瑞兽，如梅、桂、莲、菊、牡丹、栀子，又竹鹤、松鹿等（图11）。汤勺之称出自宋人，虽然未必仅仅用于舀汤。与汤勺同出的尚有装饰竹节纹的银箸，而当日箸与勺的组合正是宴会中的一套餐具，即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文会图》所绘场景，——箸和勺的旁边，则是一副台盏（图12）。
注释：
①肖发标《华贵绚丽——江西出土金器撷珍》一文云杨恢为试兵部侍郎（页108，《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然而南宋吴《鹤林集》卷六有《杨恢授兵部郎中制》，则恢后为兵部郎中无疑。肖文所云或据《江西通志》，——该书卷四六《秩官》一节录有杨恢，曰：“杨恢，嘉熙间以试兵部侍郎任。”
②于建设《赤峰金银器》，页136，远方出版社2006年。
③陈国安《湖南临澧县柏枝乡出土宋元窖藏银器》，页144，图九，《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1998年）。
④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文物精华》，页129，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⑤《苏轼诗集》（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册四，页1118，中华书局1982年。
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平阳金墓砖雕》，图二四三，图九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⑦此外的相关引证见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页208，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⑧邵国田《敖汉文物精华》，页101，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按它在书中称作“包银铁马镫”。
⑨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玉器卷》，图一○九，北京出版社2002年。
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页77，彩版一三：3，文物出版社2006年。
赵评春等《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页25～26，文物出版社1998年。按竹节式巾环应为当时的流行式样，发现不止一例，有金，也有玉。《百宝总珍集》卷一“玉插”条说到玉插有时不大好卖，或可改作“甘蔗肥头巾环子，多有人要”。此“甘蔗肥头巾环子”，与竹节式应属同类。
南宋刘过《柬胡卫道》之二句有“褒衣博带休相笑，前带头巾金帽环”（《龙洲集》卷八）。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图二○五，北京出版社2004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梁庄王墓》，页35，彩版二四：3，文物出版社2007年。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图一七二，北京出版社2004年。
《夷坚丁志》卷十“秦楚材”条曰，秦得黥面道人赠银，因“以制酒杯、茶汤匕、药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此三十年无病苦”。此所谓“匕”，即匙。
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代饮茶文化》，页58～59，《中国文化》第二十三期（2006年12月）。
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定陵出土文物图典》，图四六七，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6年。
朱权也著有《茶谱》，约成书于宣德至正统年间，其中多言古法，或从蔡襄《茶录》来而稍稍变化，其《茶匙》条云：“茶匙要击拂有力，古人以黄金为上，今人以银、铜为之，竹者轻，予尝以椰壳为之，最佳。”此茶匙自非彼茶匙。此外又有药方中常常提到的茶匙，其用略当于量器，自然也不是匙叶镂空做的一种。
